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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泰建交45周年图片展在曼谷举行

中新社曼谷8月28日电 (赵红秀)守望相助——庆祝中泰建交45周年图片展28日下午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该图片展由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举办,旨在以图片形式,真实、客观、立体展现中泰两国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科教、健康(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情况,展现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情谊,为中泰建交45周年献礼。

“熬过了初三,进入高中,抑郁这股势力又不知不觉中卷土重来。害怕新的一天、新的负担,适逢考试必出幺蛾子”“从小到大被戴上的高帽子太多,让我不能接受自己失败,又害怕自己成功”……

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赵国秋说:“我们需要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当作一项系统工程。启动危机干预预警系统,将心理危机干预应用于青少年群体的各种突发事件(如自杀等)的善后处理中。”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就是想死”……这是一种“告别”吗?不,这是“求救”。

“当我们了解人们并不是想结束生命,而是想结束痛苦的时候,活下去,是我们背起当事人渡过的河,是我们与当事人相互搀扶走过的路。”湖北省某心理健康研究所心理学家杨微说。

“这次疫情作为创伤事件的规模之大几乎令人无法想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心理学教授尤瓦尔·内里亚说,战争或恐怖袭击事件所引发的焦虑至少受到地域限制,而这次疫情的杀伤力“没有国界”。

“我爸爸脾气不好,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就想躲起来或者逃出去,但疫情隔离在家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用棍子打我,用脚踹我的肚子”“我总是感觉有人在监视我,还听到有声音跟我说,让我去死”……

某城市医院的门诊数据显示,今年以来,13~16周岁抑郁症伴随自杀倾向的患者占学生患者总数的比例很高。尽管自杀倾向中遗传和外部环境因素各占一半,但学业压力、亲子矛盾、深度网瘾、拖延惯性产生的心理冲突等,已成为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网络社交对年轻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的影响。“火爆的短视频行业背后,是一场对青年群体的孤独收割。”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馨蔚认为,孤独经济的兴起和年轻人自闭式社交的泛化背后,是日益庞大的空巢青年。孤独感泛化、低欲望心态蔓延、厌世自杀……为了摆脱这种惯性,必须帮助年轻人与网络社交达成“和解”,帮助他们走出“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带来的极端化倾向。

值得警惕的是,教师的情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传导给孩子。考核压力、排名焦虑等导致的负能量,都被包裹在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里。

“初二之前,我对于抑郁症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张国荣跳楼自杀’上。”见到小圆儿的时候,她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眼眸里有光。很难想象她曾经历过暴食、厌食、嗜睡、睡不着、自残、自杀未遂等反复折磨。

浙江省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张载福说,很多类似小圆儿这样的孩子,与身患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不同,有非常强烈的求生欲。他们所要逃避的是痛苦,而不是生命本身。“作践”自己的行为看似疯狂,却释放出了重要的求救信号。

感谢那个“看穿”我的人

展览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共征集到600余张照片,从中遴选出45张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作为中泰两国各方面交流和共同抗疫的一个缩影进行展览,同时评选出26名获奖个人及单位。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获奖作品颁奖仪式。

当我们讨论自杀时,其实在讨论如何活下去

这些看似形而上的研究,其实都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就是从“终极”层面寻找自杀动机里的共性,然后更好地预防自杀。年轻生命对于“如何活下去”往往有着强烈的主观追求,而这种追求恰是预防自杀的突破口。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顾洪兴说,此次图片展得到了中泰各界尤其是泰国文化部、泰国旅游局和泰国记者协会等单位提供的大量优秀照片。他向提供图片的各位参赛者和参赛单位表示感谢,对各个获奖者表示祝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俞国良认为,临床工作中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孩子”,都有深层的原生家庭问题。父母的教养方式让很多患者很小就被植入了一些强烈的人生信条,比如“我不值得被好好对待”“ 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要么优秀、要么完蛋”。

很多时候,想开了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小圆儿如今成为心理康复中心的一名志愿者。“我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和我曾经一样痛苦的人。”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杀的想法?”医生问。“很早以前,上个星期特别强烈。奶奶家在7楼,我趴在阳台上看过跳下去的落地之处。”

美国精神病医生马克·郭士顿曾将自杀者的心态概括为“八个无”:无望、无助、无力、无用、无价值、无目标、无意义、无所谓。直到实施自杀动作的那一刻,这些心态都处于波动变化之中。

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暨泰国工业部顾问团主席披塔·扎禄颂巴、泰国北榄坡市副市长金达娜等出席了开幕式及颁奖仪式。(完)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常禹萌在致辞时说,中泰建交45年来,两国关系一直稳步发展,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两国人民共克时艰、守望相助,让“中泰一家亲”亲上加亲。

上世纪70年代,穷困潦倒的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在画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差不多同一时期,正在承受残酷迫害的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却没有选择自我了断,而是一边劳作一边坚持创作。多年以后,她穿着朴素的白衬衣,坐在一把老藤椅上,这样回忆起自己的选择:人啊,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就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婷婷只有13岁。还有14岁的小颜、15岁的畅畅、16岁的云霓……他们都因为有自杀倾向或多次自杀未遂,被带到心理医生面前。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如果可以利用患者矛盾心理增强其求生欲,自杀的风险就可以降低。“我真的很感谢那个‘看穿’我的人,他是我的主治医生。”小圆儿说。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则认为,社会规范、联系与义务越少的人,越可能自杀。人们需要义务及约束来为自己的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

最后,我们必须想办法说服伤痕累累的年轻生命,尽管看上去并不理想,但总还有其他的选择。绝大多数时候,“痛苦地活着”会比“死亡的解脱”更有意义。